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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經濟危機下的今天，企業高管的薪水是個更敏感的話題。

　　無論是財政部負責監管的金融企業，還是國資委負責監管的中央企業，在普通民眾的眼里，都是有著政府背景，或多或少享受著政策資源的紅頂公司。因此，這些企業高管的收入自然比民營企業高管的收入更值得納稅人關心。

　　經濟冬天里，一位工人的收入和他眼里的高管薪水

　　“我們‘黑爪子’干活掙錢，‘白爪子’花。”3月中旬，張松岳(化名)這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位國有企業普通工人說：“我不知道我們公司的高管掙多少錢，我只希望自己有活干，希望我們工人有錢掙，苦點臟點累點都不怕。”

　　在這位一線工人的言談中，“黑爪子”指“普通工人”，他們每天在中國制造業的流水線上工作8小時，手總是黑的；而“白爪子”指的是企業管理層，坐辦公室，手總是白的。

　　張松岳三十多歲，已經結婚。生活在北方一個中等工業城市。他說，今年2月份他的工資拿到手是1400多元。愛人的單位效益不好，2月份的工資是500多元。“我們一家人都是工人。”張松岳的父母和岳父母，以及妹妹都工作在同一家大企業的不同部門。

　　他說：“我不打麻將，不賭博，這錢夠花了。去年單位效益好的時候，每月能有2000多元。平時過生活最怕的是‘隨份子’。”

　　“隨份子”是當地風俗，同事親戚朋友結婚或當兵時，都要送禮金。他說：“這是我最大的開銷。一次至少送一百元，關系好的要更多點。每年‘五一’，‘十一’假期是結婚高峰期，年末則是當兵的高潮。”

　　張松岳的家庭財務計劃是爭取每月存1000元。平時，他抽價格在3元到5元一包的香煙，自己買菜做飯。“我們這里消費不像北京。10塊錢買的菜，有一堆。”

　　2009年春節過后，全球經濟危機波及這里。他們的車間開始半天休息，半天培訓。賣菜的總問他：“你們什么時候上班呀？”

　　張松岳說：“經濟危機來了，這是世界性的，波及咱們國家。我們國有企業黃是黃不了的。我希望動腦子掙錢的公司高管們，能想到我們一線工人過日子不容易。”

　　公司少賺錢不耽誤高管漲薪

　　張松岳所在的國有公司不是上市公司。因此，企業高管薪水是不公開的。

　　中石油3月25日披露的2008年度業績表明，按照國際會計準則，中石油2008年凈利潤1144.31億元，比2007年少賺300多億元，出現多年來業績首次下降。

　　但是，高管們卻在2008年普遍提高了薪水。根據中石油公布的2008年年報，除了掌門人蔣潔敏從股份公司拿薪水轉為從母公司中石油集團拿薪水，從而使得股份公司少支付91.6萬元外(2007年度蔣潔敏從股份公司拿到報酬91.6萬元)，中石油高管普遍提薪。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府參事秦希燕在今年兩會發言中炮轟國有企業高管高薪，并提交了《關于限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高薪酬的建議》。

　　秦希燕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現在國有企業高管的薪水往往是總經理、董事長自己決定的，盡管通過了企業的董事會，但是一般都是高票通過，所以等于是自己給自己發工資，“欽定”現象較普遍。

　　“這種制度應該改變，我覺得應該由職工代表大會來決定，報國資委審查批準。同時，我認為應該建立一種公開制度，公開薪水。”

　　對于國有企業高管和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問題，一位中央企業高管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國務院國資委對國有企業高管收入是有明確規定的。在(上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高管收入不能超過員工平均水平的6倍，后來漲到了12倍，低于國際慣例。據我了解，目前中央企業高管的年收入多在100萬元以內。”

　　這位中央企業高管說：“對高管的股權激勵，國資委是控制的。現在基本不批。”同為中央企業高管，不同行業收入差別很大。

　　秦希燕認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的薪酬激勵，應根據競爭性還是壟斷性而區別制定，不能依據行業壟斷賺取的暴利作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標準。

　　“他們真的把企業做好了，高管薪酬拿高點是沒問題的。不過，在與效益掛鉤的同時，還要與國家的工資水平掛鉤，不能太高。尤其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面前，應當限制和降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的高薪酬。由職工代表大會決定薪酬水平，并公開化、公平化，這樣才是解決之道。”秦希燕說。

　　獨立經濟觀察人士時寒冰認為，中國政府更應該對國有企業高管限薪。

　　時寒冰認為，企業高管高薪問題，在我國引發的爭議也非常激烈，但相關限制性措施姍姍來遲，且缺乏必要的剛性和可操作性。這與我們的民意向決策層傳導的滯后因素相關，更與我們缺少制度架構的制約相關。在我國，由于民眾缺乏能夠代表他們行使權利的代言人，他們的利益訴求并不能直接傳遞給決策層。

　　時寒冰說，國有企業的高管享有的升遷待遇本身，也是一種激勵，這個激勵機制體現在政治方面。比如，一些央企高管享有行政級別(一把手都是副部級)。讓這些享受副部級待遇的國有企業管理者再享受市場化的天價高薪，難以說服民眾，造成同級別崗位“肥瘦不均”，也加重了工作的難度。

　　銀行高管多降薪卻難服公眾

　　建設銀行27日公布的2008年年報表明，該行2008年實現凈利潤926.42億元，增長34%。該行董事長、行長、監事長及其他高級管理人員自愿將薪酬在2007年基礎上降低10%左右。

　　據年報披露，建行董事長郭樹清的薪水已經從2007年的179.5萬元降到156.9萬元，而行長張建國和副行長辛樹森的薪水也分別降到156.1萬元(之前177.4萬元)和140.9萬元(之前155.1萬元)。監事長謝度楊的薪水從168.8萬元降到了151.8萬元。

　　建行稱是考慮到當前嚴峻的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形勢，一部分客戶和員工的收入水平下降，希望通過高管降薪以進一步從嚴控制成本。

　　但建行包括董事、監事以及銀行行政管理層整體薪水在增加，截至2008年，建行高管層薪酬支出為3423萬元，而此前一年為3408萬元，增加了15萬元。其中薪水增加最快的是建行投資理財總監毛裕民，他的薪酬從2007年的26萬元漲至373萬元。

　　今年，降薪成了大多數銀行高管的選擇。此次高管降薪風潮由上市銀行中第一家公布年報的交行拉開序幕。

　　交行行長李軍、副行長彭純和錢文揮2008年分別從交行領取薪酬175.08萬元、143.26萬元、143.26萬元，比上年同期分別下降6.8%、10%、9.2%。交行高管層自稱，2008年交行全體高管薪酬在2007年的基礎上集體下降10%。

　　上周三公布的中國銀行年報也顯示，該行董事長肖鋼、行長李禮輝去年稅前薪酬分別為150.7萬元、154.4萬元，均較 2007年下降10%。

　　據中行披露的高管薪酬結構，該行高管薪酬由酬金、基本工資及津貼、酌情獎金等4大部分組成。該行董事長肖鋼、行長李禮輝去年薪酬下降主要是由于“酌情獎金”下降，肖鋼、李禮輝2007年的酌情獎金分別為96萬元、94.9萬元，2008年分別降至76.6萬元、74.8萬元。

　　中行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的薪酬是1181.1萬元，較2007年增長19.7%。他是中行2007年聘任的“外腦”。

　　盡管這些銀行高管的薪水都沒有超過財政部制訂的中國版“限薪令”，但是仍然難解公眾的疑惑。

　　2009年2月，財政部印發《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其中規定，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最高年薪為稅前收入280萬元人民幣。

　　時寒冰說，中國版“限薪令”被不少人質疑為是“漲薪令”，因為280萬元的上限過高。公開資料顯示，中行、工行、交行、建行等14家金融上市公司的企業負責人年薪都沒有達到這個數字。280萬元的上限是否意味著這些企業的高管薪酬有相當大的上調空間？而且，這個文件中規定的，只是高管現金收入的一部分。按照國際慣例，金融機構高管收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中長期激勵收益(以馬明哲為例，其天價薪酬中有高達4132萬元的收入是來自于年度獎金及長期獎勵首期首次支付)，而財政部的《辦法》并未對這一部分進行限制，這意味著不但難以達到限薪的效果，甚至可能造成負面的激勵。

　　另外，銀行高管和普通一線窗口員工收入差別有多大？是否存在高官薪酬逐漸向國際接軌，而普通員工收入逐漸用嚴格的業績考核制度來降低的現象？

　　財政部的文件表明了一點，這些金融類企業是國有的或者國有控股的企業。這些企業從成立到上市，從剝離不良資產，到財政注入保證金，都享受了國家政策的優待，占了所有納稅人的便宜。

　　在近期民間的討論中，有相當多的人士表示，我們是否應該接受這樣一個原則：凡是享受了政府行政資源的企業，其高管的收入都需要政府用嚴格的制度來限定。